在儒家，道德具有内外二重面向：一则，人之所以为人者（《荀子·非相》）。
这样的颓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另一次则是晚清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段。曾经长期作为古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因为受国家权力方面的遗弃，也不得不自觉驱动自己在理论/知识形态上的更新。
所谓超级完备性学说，是将完备性学说的三种表现形态即宗教、道德与哲学形态综合起来，非常强势地呈现出融合诸种完备性学说而独具无所欠缺的、唯一的完备性学说的系统。故而在相对缺乏学术典范的情况下，研究者跟随者不多，高水平成果较少，以至于中国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建构，甚至没有多少独立自存的必要。1980年，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发表了《论儒教的形成》，掀起了一场关于儒家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的争议，可以说是儒教之议再次回到思想现场的标志性事件。因此，从总体上讲，儒家伦理学似乎没能很好切近中国现代变迁进程。[20](P14)如此一来，现代儒家权力要保住的，可能是古代儒家那种超级完备性学说的结构。
可以说，从晚明到晚清，儒家一直在积累内在颠覆的力量。2005年，由中国社科院宗教学所儒教研究室发起，在广州召开了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所以，兴于诗就是兴于志，文字学和文献学均可证明。
孔子私人办学，招生授徒，要求学生儒服委质，服膺儒教，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正如陈祥道所说：古之教人‘兴于诗者必使之‘立于礼，‘立于礼者必使之‘成于乐，故周之辟廱亦不过辟之以礼，廱之以乐，使之乐且有仪。然而，从儒学教育层面，从孔子学校培养目标来看，成于乐并不以学习音乐知识为目的，而是指向君子儒人格培养。这里的诗，既可从数术层面理解为《诗》，因为《诗》的确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教材。
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贤有过许多讨论。（《论语·先进》）那么，颜回性格特质是什么呢？还是听听孔子的评价：贤哉，回也。
杨树达认为《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两例郑志其实均指郑诗，证明志与诗古人常相通假。因为志是诗的内在依据，诗是志的语言表达。（《论语·雍也》）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在音乐教育中，以诗起兴，以礼立容，以乐成章，完成一个教学过程，是符合当时教学实际的。
勤奋是现象，快乐才是本质。以礼加人，人无拒者，人不拒则我得行也，我得行则我不夺也，不夺之谓立。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如此，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如此。孔子将乐以忘忧作为自己的人格特征，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这便为我们认识君子儒的性格特质指明了方向。
（作者：王齐洲，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进入 王齐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君子儒 。不过，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
《论语》记载有孔子关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许多论述，如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这样理解成于乐，就和兴于诗强调君子儒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立于礼指示君子儒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孔子儒学教育的完整内容，也形成了君子儒的为学进路。
闻一多《神话与诗》和朱自清《诗言志辨》都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数术层面看，早期的诗礼乐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相须为用，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成于乐，自然与音乐教育有关。当然，作为养成君子儒人格最后阶段的成于乐并非与音乐教育无关，而是自始至终相生相伴，因为作为君子儒人格特质和精神向度的成于乐是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如果仅仅将立于礼之礼理解为礼容、礼仪、礼节、礼器等数术之礼，将成于乐之乐理解为声乐、器乐、歌咏、舞蹈等数术之乐，显然不是孔子所云立于礼，成于乐的全部内涵，甚至不是其主要内涵。
这即是说，诗与乐在当时是配合着用以完成规定的礼，它们之间并无难易之分，先后之次，深浅之别。礼虽由外，从外而入中。
有序而后可兴，有定而后可立，有和而后可成。而朱熹以为：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
（《论语·宪问》）为何文之以礼乐才能成人，唐孔颖达以为：喜乐从内而生，和谐性情。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孔门十哲和七十二贤人之首，孟子认为他具圣人之体，后人尊之为复圣。
从培养君子儒的角度来看，宋代理学家们抓住了孔子儒学教育的本质，对我们认识孔子儒学教育深具启发。显然，颜回实现了孔子教育培养目标，可称为君子儒。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子罕》）显然，立于礼指示了君子儒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成为其树立社会形象的标志和自我实现的手段。
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便是对这一为学进路的凝练概括。《论语·述而》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北宋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周令二程寻孔颜乐处，从而揭开了宋明理学的新篇章。《尚书·尧典》早有诗言志之说，《诗大序》更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乐所以和人心，故非乐不成。范祖禹则说：《诗》所以序人伦，故学者必‘兴于诗。
因此，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起于《诗》的文本，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质，也包含了情感态度，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恶恶之心。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儒的起源甚早，前贤认识各有不同。同理，立于礼和成于乐也包括数术和义理两个层面。
孔子儒学教育重视人格培养，《论语》首章即有反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当楚大夫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不能回答，而孔子却用简洁语言对自己的为人作了总结，归根到底是四个字：勤奋、快乐。
而创立儒学，培养儒生，进而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方向，则肇始于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祭祀和音乐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关键是通过这些手段达到培养君子儒的目的，只有君子儒（仁者）才能践行礼乐文化、弘扬礼乐精神。
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三者后来逐渐分离，出现单纯的文本之《诗》，祝史之礼，瞽瞍之乐。将君子儒作为学校培养目标，确是孔子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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